我心目中的2018年度十佳展览
截至2018年底，全国博物馆总数已达5136家，共举办各类展览超过2万个，近10亿人次走进了博物馆。一连串数据，无可争议的表明了我国博物馆目前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身处其中的我们确实也感受到了这股强大的力量，如热浪一般“裹挟”着博物馆与观展人。
2018年，可谓“疯狂”的一年：各类“活久见”的文物穿插在一个个展览中，让人眼花缭乱；政策引导下，各年龄层的人都将博物馆视为学校之外的第二课堂，纷纷踏入其中，祈求知识的“加持”；博物馆排队也早已不是某几个馆的特有现象，因为人人都在赶往博物馆的路上。
这些都促使人思考，当下的情景，是人为制造出的文化现象，还是博物馆已然成为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
2018年度十佳展览
文/赵多多
2018年在国内参观了200余场展览
对于有职业之便的“院馆熟客”来说，我这一年的看展量蔚为可观，但真正能够抓住眼球且引起内心波动的展览却并不多。
在我看来，博物馆远不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展示机构那么简单，它有义务尽可能的为每一位观众提供最大限度的艺术体验；培养或是唤醒他们对于艺术的“知觉” ；从更多元的角度与观众进行对话，共享展览中的感动；再者，还要有能力“带动”“把玩”观众的各种情绪，最终让观众从展览中不只获得智慧上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能够从中获得“慰藉”。
因此，博物馆应该在展示“物”的同时，更多的关注现实、关注每一个普通人的真实情感，因为这不仅是比历史、比英雄更为宽阔，也更为复杂的疆域。更重要的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打通观众的情感，向经典化展览迈进。
因此，我心目中的好展览，或多或少在文物、展览构架以及全新语境之上，都还带有“人的情感”的影子，这样一来，我的评论就显得更为主观了。
01
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
湖南省博物馆
曾经，追问湖南省博物馆何时开馆，是一众爱好者的热门讨论话题，如今，历经五年改扩建工程的湘博，在众人的千呼万唤中，终于再现真容。五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逆的时光之旅，而五年对于湘博来说，却是焕发青春的灵丹妙药。
湘博用长达五年时间所构筑的庞大故事空间，无疑刷新了我们对于博物馆常设展的认知，更以一种卓越之姿为博物馆常设展立下了短时间内难以逾越的标杆。
全新的马王堆汉墓陈列，相较2003年的展览版本，在展厅面积、文物数量、陈列内容，还有展览的艺术表现、科技介入、观众互动等诸多环节均有显著变化。这一方面归功于时代发展所带来的科技进步，另一方面，更离不开40多年来马王堆汉墓研究在各个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博物馆展览理念的不断更新。
马王堆汉墓陈列展厅平面图
©弘博网 王雪君
从考古发掘到生前生活，再到棺椁埋葬、肉身不朽，三层展厅空间，不仅始终以马王堆汉墓的主人——轪侯利苍一家的生活为主线，更在展线的串联下，层层递进，从肉身的由生向死，到考古发掘的由死而生，整个展览为我们呈现着汉代社会生死轮回间不灭的精神信仰，也在展览叙事性的发展过程中，传递了以马王堆汉墓为代表的汉初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以及在科技、思想、艺术等方面展现出的卓越成就。
展览不仅以“整体设计”实现了陈列展示与建筑空间的完美结合，还通过同种文物的“阵列式陈设”与同类文物的组合、搭配，变线性与平面叙事为空间叙事，再者，借助于各种文字、图像、多媒体信息手段，实现了展品解读由基本信息向发散性思维的扩展。不仅如此，与内容设计完美契合，甚至超越于内容的形式设计，都带动整个展览向“经典化”迈进。
歌舞奏乐俑
其中，最令我难忘的展示内容当属“千金之家”中的一组歌舞奏乐佣，它们是汉代贵族宾客宴饮的助兴奴婢，但神态中却看不出一丝歌舞笙箫的欢快。
可是借助展览中极具舞台效果的灯光，以一束又一束的追光灯渐次照亮他们，每一束追光灯的照亮，每一个人俑的渐次亮起，都仿佛给予了他们比生前更闪耀的亮相，这是现代博物馆赋予他们艺术生命意义上的重生。
辛追墓坑3Dmaping投影
这样一场展览，更像是一个大型装置艺术，很难形容整个展览流露出的那种完整性与舞台感，甚至是一种莫名的“故事性”与“生命感”。
展览最后，四周灯灭，所有的繁华幻化为漫天散落的星星时，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就在一切归于静寂的那刻打开了，辛追就躺在这世界与世界的交界处，等待着所有后世子孙的朝拜。
02
实幻之间——院藏战国至汉代玉器特展
2018.9.20-2020.2.23
台北故宫博物院
自1948年12月，第一批运台文物从南京下关码头起航，几十年来，关于两岸故宫的比较和遐思，就从未停止过。因为两岸故宫各自定位的差异，所以在包括展览在内的诸多方面皆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
台北故宫博物院近年的展览，大都展现出切入点小而独特，内容丰富且引人遐思的特色，诸如今年的“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与包装艺术”“宋代花笺展”等，都充分体现了其极具当代色彩的办展理念。
“实幻之间——院藏战国至汉代玉器特展”，是一场将玉器嵌入科学与心理学理论中进行展示，并试图通过视觉的变化，来展现战国、汉代玉器追求动态错觉的展览。
展览始终紧紧围绕着战国和汉代玉器，首先通过例证，希望唤醒观众对不同形制和造型玉器的敏感，并进一步揭示出：尽管战国和汉代玉器追求动态错觉的目标一致，身形也依循相同的蜿蜒体态，但作品的错觉效果却截然不同，战国玉龙是足爪错置、动静互见的二维平面形式，而汉代玉兽则是身形扭转、张弛各异的三维立体形态。
西汉早中期 龙凤纹玉角形杯
再者，通过广义相对论概念的引入，提出视觉所认为的现实可能是错觉，而视觉认定的错觉有时反而更接近真实的物理世界。当你理解真实与错觉之时，再久远的艺术品也能够超越时空隔阂，留待今日观之，更觉新潮。
整个展览不仅以一种非常现代的视角和广阔的视野，弥合了学科间的鸿沟，而且在展览推进过程中，始终没有为观众设定一个“绝对的结论”，而是着重在展示中一步步抛出问题，从而引导观众逐步去思考每一件玉器的设计理念，以及美感从何而来？为什么细小的差异，会带来视觉感受的极大不同？
展板上的寥寥数语，不仅让观者在展厅中获得了自主思考和参与带来的兴奋感，更让我们深刻的意识到：肉眼所能见到的世界竟如此狭隘，而且充满了个人的想象与臆测，我们其实一直生活在我们“以为”的世界中。
过去的展览，常常以所展示的“物”为主角，而这个展览则态度鲜明的告诉我们，其实观众完全可以成为展览真正的“主角”和“再创造”的主体，这种思想上的互动和开放，足以让当前大多数仅仅局限追求“身体上互动”的博物馆相形见绌。
而且如此小体量的展览，在这片被称作“亚细亚孤儿”的土地上出现，却能像科幻小说一样，就此为我们展开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不得不让人感叹：生活在哪里和思想的漫游是两码事。
03
大辽五京——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京建城1080年展
2018.09.06——12.23
首都博物馆
滥觞于20世纪初的辽代考古发掘与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迎来了一个又一个考古新发现与日趋深入的调查研究，自1990年开始评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来，辽代相关遗迹八次当选。对于文献记载存留甚少且讹误甚多的辽代历史而言，考古学的发掘与勘查就显得非常重要。
首都博物馆的“大辽五京——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京建城1080年展”，从五京备焉、四时捺钵、南北面官、华夷同风、塔寺巍巍五个单元入手，正是希望将已发掘的辽代遗迹作为展览叙事的线索，在考古材料与相关文献的相互佐证下，从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多个方面，为观众展现辽代的历史风貌和发生在其间的多民族碰撞、融合的故事。
耶律羽之墓、吐尔基山辽墓、多伦辽代贵族墓葬、朝阳北塔中的出土文物，在展览中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与此前的很多考古成果展相比，这次考古成果在展览主题下的嵌入更显妥帖。
辽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在政治制度、统治机构和行政设置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但其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即皇帝制度却与汉文化保持一致，这使得双方在政治理想、社会价值、道德风尚等方面又都表现出了诸多相似性。
这种二元化特征，暨独特性之外强烈的文化趋同性在展览的叙事逻辑中非常清楚，不仅沿着展览动线，主动说明着文化由独特走向趋同的过程，更在组织展览的过程中，始终强调着夹在唐、宋两大文化高峰之间的辽代，对汉文化主动或被动的吸收与包容。
这种对个性、共性以及文化趋同的把握和表现，充分展现出了首博的展览组织功力。
首都博物馆作为一个立足北京的城市博物馆，近年来以城市为中心，举办了多场精彩的展览。此次“大辽五京”展更可以看作是继2013年“白山·黑水·海东青——纪念金中都建都860年展”和2016年“大元三都”展之后，又一场围绕北京城市发展历史变迁的展览。
但此次大辽展，首博在从地方博物馆引进展览的过程中（此次展览本质上是内蒙古博物院“大辽契丹——辽代历史文化陈列展 ”的赴京展示），并没有很好的将一场带有地方通史展功能的“断代史”“专门史”转变为“北京城市发展史”，对北京的着墨仍然太少。其次，展览中的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虽然让我们系统的了解了北京城市建设的历史，但是三场展览之间缺少相应的互动性和延续性，使得本应非常出彩的“三联展”丧失了历史纵深上的延续。
但这些许遗憾，并不妨碍这是一场在叙事逻辑、展陈动线、展厅搭建都非常主动而又克制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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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
2018.12.07-2019.03.10
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作为董其昌传世书画的收藏、研究重镇，首先在学理角度具备了举办大陆首次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的能力，与此同时，董其昌上海人的身份，更为展览的举办增添了许多情理上的共鸣。基于此，上海博物馆不仅将此次展览定位为一场全景式呈现董其昌艺术人生的研究型大展，更期待这将是一场能够在美术史中留名的学术展览。
纵观整个展览，叙述非常完整，大体通过三个单元呈现出董其昌书画艺术及其理论的渊源、成就与影响，并针对董其昌伪作纷然的“烂董”现象，特增添了一个书画辨伪环节。
与此同时，在整体叙述之外，此次展览还在中心展线铺陈的过程中，设计了许多令人会心一笑的细节，每一处小细节仿佛都能生发出一个故事，将这些看似孤立的作品串联起来，最终让展览实现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延展。
但这样的暗线设计，能否唤起更多普通观众的呼应，就不得而知了，我们期待一场丰盈展览的同时，也期待通过展览中各种方式的引导，让这种丰盈能被更多观众意会。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上海博物馆为提升普通观众参观体验的种种努力。在展厅各处设计的“董其昌数字人文”电子屏，从年表、行旅、交游、作品、辨伪等多个角度融汇数据，以可视化的方式组织起了一个有关董其昌人、事、地、物的全息生态链。
这种展览展示的电子延伸，似乎也预示着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出现了以内容为先的良好开端。
此外，上博凭借自身良好的声誉，以及曾举办过众多大型书画特展的经验，此次成功向海内外15家收藏机构商借到了许多重量级展品，但众多高古书画的出现，又让很多人感到董其昌个人形象在展览中的弱化，一场围绕董其昌的书画主题展，有变为书画精品展的嫌疑。与此同时，策展人作为最终决策人，会忍不住呈现过多内容，反而破坏了单件作品的魅力。
但其实展览中的每件作品都有其明确的指向性，都是展览思维推进中的一环，所谓董其昌个人形象的弱化，也许是因为他本身的融会贯通，综合性就是他的个性。
董其昌很可能期望在书画中达到韩愈在文学中所达到的境地，即苏轼所谓“文起八代之衰”所颂扬的那种革命性与划时代的成就，而不是所谓个人形象的傲立吧。
尽管展览中更多呈现的还是作为艺术史概念的董其昌，对于董其昌个人形象的复杂性并没有过多阐释。但我们必须承认：展览是最好的学术讨论平台，在某个特定时间内，所有与展览有关的重要艺术作品汇聚一堂。
更重要的是在一场精彩的展览中，它带给我们的兴奋度，会让我们对艺术品的欣赏力、认同感加倍提升，这些因为展览所建立起的新思考，以及认知拓宽随之赋予的新力量，会敦促我们重新开始，并将这种热情与思考进一步带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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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
2018.06.08-08.19
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
或许连李希霍芬自己都未曾料到，由他提出的“丝绸之路”概念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后来者所发现的中西交流丰富的物质遗存，其实都是李希霍芬“丝绸之路”的注脚。近些年，在“一带一路”政策的辐射下，从这些物质遗存入手，组织的“丝路大展”不在少数。
此次国博的“无问西东”展，却跳脱出以往展览聚焦汉唐丝路沿线的思维，将目光长久地注视在了13-16世纪欧亚大陆的两端。一方面描述着蒙元开创的横贯欧亚的大帝国崛起与衰落的剪影，另一方面叙述着西方15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而串联与贯通其间的正是跋涉和漂泊在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那些“马可·波罗们”。
流畅的单元展线设计，始终以一种“动态化”的叙事逻辑，为观众讲述着一个有铺垫、有高潮的双向交流的故事：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旅行家与开拓者是借助于怎样的工具，沿着怎样的线路来到东方的，他们在东方看到了什么，在返回西方的时候带走了什么，这些被带回的东方物品又怎样影响着西方的风尚与思维，同时，他们在中国又留下了怎样的物质遗存。
不同时代众多具有代表性的、神似的东西方文物点缀其间，通过对比，让我们逐渐清晰：东方和西方并没有孤立地站在欧亚大陆的两端，而是一直保持着联系、交流，就好像两位蒙着双眼的巨人，在彼此触碰、相互摸索中逐渐熟悉着对方的模样。
整个展览留给我的最深印象是非常“精细化”的单元设计，从序篇到尾声，共8个单元，每个单元又分别下设了3至4个二级展题，俨然是一篇学术论文的结构布局。
展题的“精细化”特征，也许可以视为是展览“从研究向应用”转化过程中的保留特色，而展览中策展人思想的大量嵌入，正是“独立策展人”制在我国发展初阶段的最显著特征。
从T-O图、伊德里斯《世界地图》，到《加泰罗尼亚地图集》、弗拉·毛罗《世界地图》，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到《两仪玄览图》，这些融汇着想象与真实的世界地图，曾引领着众多马可·波罗去往远方，而他们又将探索到的新世界绘制在地图上。
今天，当我站在展厅中，随着他们的目光望向远方，似乎在最遥远的地方，看到了故乡。那一刻，我深深折服于展览所营造的广阔视角与宏大的叙事逻辑，观异地之图像，天涯亦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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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文明的回响——来自阿富汗的古代珍宝
2018.02.01-05.06
成都博物馆
这批代表着20世纪阿富汗考古发掘成果的231件（套）文物，自上世纪80年代阿富汗陷入战乱后，就一直辗转挪移且一度下落不明。自2006年在法国吉美博物馆开启全球巡展之后，已在世界范围内举办过近20场展览，它们身上所承载的早已不单单是文物的考古学信息，更有在整个文物的生命周期中所写就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全球博物馆发展的历史。
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成都博物馆、郑州博物馆、深圳南山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都加入到了这场国际巡展中国站的队伍中，至少在中国，这个展览已经拥有了超越于展览的社会文化意义。
展览中，成都博物馆给予了每座墓葬一个独立的陈列空间，且配合有“墓区位置图、墓葬清理现场照、墓葬的出土平面图和墓主着装复原图”，用研究支撑起了展览设计中的适当猜想，更在一定程度上丰盈着展览内容。展柜之间的彼此独立和最后共同的空间组合，恰似蒂拉丘地整个的墓区空间。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成博展览开幕前夕曾引起网络热议的展品摆放方式，相较于东京国立博物馆2016年的展陈方式，仍有不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背后，不仅揭示出我们在阿富汗考古研究领域的长期缺位，更反映出当前博物馆在“亲民”过程中的迷失。展览的形式设计永远都是内容研究的外化，过分保守和跳脱的形式设计都会出现问题。
这样一程看似全球颠簸的旅途，对于这样一个深处苦难的国家与民族来说，也许并非坏事，尘封多年，它可能正等待着这样一个机会，来向世界诉说属于它的故事，擦出新时代文化交流互鉴的火花，让更多人看到战争、离乱、死亡之外的阿富汗。除此之外，也得以让更多的学者有机会接触到来自阿富汗的文物，并借此唤醒阿富汗宗教、美术、考古等学科领域更多等待研究的课题。
©邵学成
我想，在接下来的展览中，我们完全可以在展览框架之外，增添一处“巡回展览纪盛”单元，将历来展览的展厅情况、观众反馈、媒体报道以及专家解读等进行整理、总结和展示。这样一来，当这批文物真正回到故土的那一天，我们交还的将不仅是这完整无缺的231件（套）文物，我们还会送还给阿富汗，属于这批文物的一段漂泊在外、但心有所依的记忆。
新馆建成后的成都博物馆，不仅快速与成都地区的其他几家博物馆形成一股合力，共同引领与带动着整座城市的文化生活，更极具亲和力的主动探索着博物馆与人民文化生活间的关系。夜场的开设，不仅令众多博物馆爱好者流连其中，更为这座本就闲适的城市，增添了一份属于夜间的美好。相信这种城市氛围，终将会见证着新一代博物馆人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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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
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
2018.04.03-05.06
故宫博物院
武英殿书画时代的最后一场大展本应属于赵孟頫，多少书画爱好者为此曾于殿前盘桓而不能去。谁曾料，张伯驹先生却背着手，独自从佳作济济、观者寥寥的殿内走出，感叹着“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续”。
近些年，故宫博物院通过展览不断呈现着中国古代艺术的多样面貌，然而，我们却很少了解这些文物在流转岁月中的故事，以及最终将它们捐赠于博物馆的大收藏家的事迹。在艺术品的流通被迅速私有化的当下，故宫博物院的此次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或许就是一个让我们了解文脉传承的切口。
当一场展览集齐了众多传世名作，而这些作品又曾经全部归属于一位传奇人物时，不免会让策展人于作品和人物之间摇摆不定：是展示这些书画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还是借由展览“管”窥传奇人物？其实，透过先生曾怀之行、枕之眠，朝夕摩挲的这些书画名迹，展览未尝不可就此营造一处走入他人生命的空间。
书画类展览如何阐释书画、演绎书画，并引领观众从书画中读出“人”的魅力，感受到人的气息与风姿，仍有待更多新颖而大胆的尝试。其实不论是书画通史展、主题展还是精品展，都应该逐步找寻到适合自身的展览语言。方式或许多样，但我认为书画背后的人一定会令感动常在。
此次展览中展出大量书画复制品的做法，令不少人为之感到遗憾。出于保护脆弱文物的初衷本无可厚非，但也暴露出我们的博物馆缺少一个较为清晰的长时段展览计划，很多“撞展”书画原本可以有计划的得以安全健康地呈现。
清明时节，骤降的暴雪映衬着殿外的丁香，武英殿就在这林环水绕的寂静处，借由“张伯驹先生纪念展”完成了自己的“告别演出”，伴随书画成长的一代人，也都在此留下了属于“武英殿·看书画”时代的最后一瞥。
与其说这是一个展览，不如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真正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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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辽宁省博物馆中国书法、绘画馆
辽宁省博物馆作为综合性博物馆，是收藏晋唐宋元书画数量最多、品质最为精良的博物馆之一，在众多书画精品中，又以清宫散佚书画为特色。十几年来，以辽博馆藏书画为主体，开展的“清宫散佚书画国宝展”一直活跃在海内外各大博物馆中。如今，重新开放后的辽博，特设中国绘画馆、中国书法馆，通过专馆的形式和轮展方案，不仅线性呈现着中国古代绘画、书法发展的脉络，也基本实现了书画作品的常态化展出。
众多晋唐宋元书画不仅汇聚一堂，而且在三个月的展期中，全程等待观众前来，这种做法无疑以高度的责任感，打破了我国当前高古书画只能短暂展出，且展出后必须回库房修整三年的行业“约定”，也为日后高古书画的展出提供了一个更为灵活的思路，毕竟作品的存在不只是为了收藏，服务于观赏的合理使用也同样重要。
与此同时，辽博书画馆的灯光与展柜，也在展览主旨和思路之外，赋予了观众更舒适的观赏感，书画手卷整幅打开，大型立轴与灯光之间形成了更为合理的角度，加上观展人数密度不大，也为展览带来了一份难得的静谧。
今年，包括辽宁省博物馆在内的中国古代书画收藏重镇（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都奉献出了本年度的大展，各自形式多样的书画通史展、主题展、精品展，合力将中国古代书画的公开展示与观赏，带向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让一向冷寂的书画展成为普通观众敢于走入、乐于观看的展览，也让观众得以通过或经典、或新颖的展览切入，认知了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发展的脉络与特色。
但书画观赏的难度，是否已经通过展览得以解决了呢？
09
破碎
2018.06.23至今
上海玻璃博物馆
我们常常用“七年之痒”来形容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趋于平淡与倦怠的男女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七年之痒”似乎也可以用来形容博物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程式化的办展思维，以及观众对于博物馆的情感态度。
在过去的七年中，上海玻璃博物馆率先以专业博物馆的姿态聚焦非常小众的玻璃艺术，并不断通过展览，探索与诠释着玻璃这种蕴含着无限可能的材料。然而，玻璃所拥有的一个关键特性——易碎，却被我们遗忘或是刻意回避了。
此次“破碎”展，作为上海玻璃博物馆七周年的献礼之作，无疑在一个极具未来感的空间中，呈现出了一场代表未来的展览。
不仅在博物馆的语境下，探索了玻璃易碎的特质，更重要的是，通过玻璃易碎这个与人类非常相近的弱点，探讨和展现了我们生而为人脆弱的一面。不仅打破了展览中玻璃的封闭和局限性，打破了艺术固有的边界和疏离感，更用一种具有开创意义和颠覆性的方式，突破了玻璃博物馆自身的既有模式。
有人说：玻璃的宿命就是破碎，尽管这种说法太过沮丧与绝望，但玻璃的这种脆弱性其实正是我们自身的某种映照，友谊、爱情、承诺、信任、梦想、信仰……一切在人生层面至关重要的东西也都易碎。
上海玻璃博物馆此次主动打碎一切，通过21件或尖锐、或支离的装置作品，不仅以艺术化的视角探索着“破碎”的内涵、隐喻以及无限可能，更通过这些直击人心的“破碎”现场，将我们每个人刻意包裹、隐藏、深埋的“心碎”记忆具象化，刺穿了那原本不愿示人的心灵铠甲。
纵观以往的设计展，更多关注于如何解决现实生活之中的某个问题，或是聚焦于艺术上的突破与创新，而展览“破碎”，却一反常态的将“心即是玻璃”的隐喻贯穿于整个展览之中，与人的情感进行联结的同时，更对当下这个时代、社会乃至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与反思。
一件件装置作品在展厅中引领着观众的参观步伐，而展厅中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音乐，更是不断调动着观众的观展情绪。每一个装置对应着的一曲音乐，或明确地使用了玻璃作为喻体，或传神地描述了玻璃的某种特性。
这些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在与博物馆和艺术装置的配合中，获得了全新而又另类的诠释，同时也彰显出了非凡的情感张力，带领我们在深入展览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展览的最后，有两台贩卖“幸运杯”的自动售货机，观众被邀请参与到装置艺术的行为构建中：砸碎杯子，获得幸福。这项被认为会带来吉利，求得幸福的举动，在展览的最后，让人们通过投掷玻璃杯，最终相信“碎片能带来运气”。
展览推行至此，我恍然大悟：尽管玻璃一旦破碎就几乎没有可能复原，但是，破碎之后的玻璃却仍可以被熔化、回收和重新利用，迎来生命全新的开始。所以，无论是对待破碎的玻璃，还是破裂的关系，破碎的心灵，我们都要换一种视角来审视周围的世界，在伤痛中找寻幸运、坚强与坚不可摧的勇气。
10
执手问道——吴作人、萧淑芳作品联展
2018.9.21-9.27
中国美术馆
2018年，中国美术馆在“典藏活化”概念的指导下，利用馆藏举办了不少社会影响力较大的展览，成功在全社会范围内获得了广泛关注。
在今年的各项展览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当属“执手问道——吴作人、萧淑芳作品联展”，尽管展期很短，社会影响力也有限，但这个展览对于艺术家人格魅力的展现，以及对于女性艺术家的关注、对于两性关系的认知和解读，都极其得体。不仅让我们看到动荡时代背景下，艺术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更让我们看到同样的精神理想在两性关系中的重要性，执手之时，同道相依。
展览是从一把定情扇、两张静物画展开的，扇子两侧分别是吴作人与萧淑芳，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面对同样的静物，并排创作的作品《丁香花与迎春花》《丁香迎春》。
他们可能曾一起商议过花瓶的摆放角度，可能一起探讨过画面的构图，可能一起分享过花色的冷暖，他们始终是各自作品的第一位欣赏者，而这样的情景应该是他们携手漫长人生的重要日常。
随后展览按照时间线索，将吴作人与萧淑芳在时代背景下，平行却又交缠的人生进行了展示：1929年的初相遇，1946年的重逢，1948年的结合，这几十年间，尽管因性格、才能、家庭的不同，他们二人行走在各自的艺术道路上，但是彼此间的欣赏仍然联系起了两者，他们开启了终生相依的旅程。
吴作人 麦积山石窟
萧淑芳 麦积山石窟
最后，通过大量作品，展示了吴作人在素描、油画和中国画方面的成就与萧淑芳在儿童画创作和花卉表现上的成就，其中还有大量萧淑芳随吴作人到甘肃炳灵寺和麦积山勘察，赴安徽佛子岭水库、大兴安岭、北京十三陵水库、河南三门峡水库等地的写生作品，两人面对同一风景的不同表达，容易让人想起舒婷笔下的“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2018年，全球范围内围绕女性艺术家的个展和群展非常多，历史上不被观众所熟知的女性艺术家形象及其艺术价值，尤其是那些被伴侣光芒所掩盖的女性艺术家，都开始在展览中展露头角。
中国美术馆的这个展览最成功之处就在于：不仅与整个时代女性意识觉醒的主题相契合，更在展览推进过程中始终客观而又饱含深情的叙述了，他们在婚恋中的依偎与艺术道路上的独立，并将这两种关系拿捏的非常到位。
好展览，就像是会炼金术的魔术师，整个展览所营建的一切，在观众看来都像是水洗过一样，那般澄澈、崭新。
它们有时看似普通，却总能将我们带向一个未曾体验过的世界。
当前博物馆和观展人都为自己设置了很多使命。我觉得，当我们每个人能对作品、展览产生强烈情感共鸣，并将博物馆视为一种情感寄托时，就是使命真正完成之时。
注：本文最早刊发于中国美术报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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